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的三重悲剧

今天是陈寅恪先生（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逝世50周年祭日。推送专文纪念。

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他一生经历了三重悲剧。

第一重悲剧：

困于“书斋”的牢笼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

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

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

陈寅恪不只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

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

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

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跌宕翻滚的恶浪？

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

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

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

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但这实在只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

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

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

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第二重悲剧：

无人理解的孤寂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

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

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

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

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的，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

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

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绕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

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

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

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他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

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

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

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他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才发现真的只剩下孤独与寂寞。

第三重悲剧：

身体无法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多病与盲目也许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他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

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

我总觉得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总是在互相对抗，即所谓“身与心仇”，他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大凡表示对自己躯体满不在乎甚至觉得躯体为累赘的人，其实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陈寅恪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

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

其实，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悲剧人物。

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显示。

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陈寅恪与妻子唐筼

陈寅恪在生活中还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

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

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

在陈寅恪身上演出的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究其原委，一半儿在外一半儿在内。

他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有一种无计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

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

这篇文章葛兆光老师写于1993年，彼时陈寅恪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所以，葛老师感叹陈寅恪先生在时代中的悲情命运，也是在感慨当时低迷的文化氛围。文人相惜之余，更难免兔死狐悲之感。

1996年，学者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付梓出版，引起了一阵“陈寅恪热”，甚至持续至今。

陈寅恪先生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文化符号，他的作品被翻版再印，他的家族故事和传奇经历也被一再传播，他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成为人们倒背如流的醒世箴言。

但是，葛老师所言陈寅恪的“不自由”仍然广泛存在，陆键东也认为我们对陈寅恪的理解尚欠深刻。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做事和治学上来说，陈寅恪先生推崇德国史学巨匠兰克严谨的实证治史之法，而且融合了广阔的世界视野，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夫。但是我们的时代如此浮躁，如何容得下这样精细和宽容的作业？

另外，从做人上来说，陈寅恪先生一生坎坷，却始终傲视苦难，坚持信仰与气节。

陆键东指出，先生的文化精神与他的生命意志密不可分，独立与自由已经不止是思想的最高标准，更是人格的最低底线。

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先生已逝半个世纪，惟愿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能永久传承。

注：本文是葛兆光老师读《陈寅恪诗集》书评，编辑需要，略有删减，如有纰漏，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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